一桩普通的离婚案，因为涉及夫妻财产分割，引发了男方和男方父亲之间关于股权的仲裁。
这起夫妻离婚诉讼近日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审理，父子之间的股权仲裁则在苏州进行。此案的焦点在于，儿子所持父亲公司30%的股权，到底是代父亲持股，还是父亲赠与儿子?苏州仲裁委日前给出最终裁决：股权系代持，不应列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。但女方认为，男方父子提供了虚假证据，是为转移财产而进行虚假仲裁。
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法学专家指出，当事双方并无实际争议的“手拉手”仲裁往往带来恶意仲裁等法律风险。今年2月，最高法出台了相关规定，为合法利益受损的仲裁案外人提供救济渠道。
夫妻离婚案与父子仲裁案
南京女子侯妍菲2013年与苏州人矫秋方结婚。2015年3月，矫秋方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，法院判决不准离婚。2016年7月，矫秋方仍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，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起诉。
这起离婚案的审理耗时两年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。
侯妍菲的代理律师雷汉舢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，开庭之前，他到苏州工商部门查询获知，矫秋方持有索菲装饰装潢(苏州)公司(以下简称索菲公司)30%的股权(360万元)。这家公司是矫秋方父亲矫向前2007年成立的，经过二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，其中矫秋方占股30%。
“这30%的股权我们不争，但在婚姻关系持续期间，这部分股权的收益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。”雷汉舢说。
2017年4月，此案第一次开庭后，根据侯妍菲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，南京鼓楼区法院冻结了矫秋方名下持有的索菲公司30%股权。
当月，矫秋方的父亲矫向前针对公司30%股权，向苏州仲裁委申请仲裁。等待仲裁结果期间，鼓楼区法院中止了这起离婚案的审理。
矫秋方所持索菲公司30%的股权，其权属到底归谁?这个仲裁结果会直接影响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。
矫向前向仲裁庭提供了一份《代持股协议书》。这份协议显示，矫秋方名下持有索菲公司30%的股权，是代矫向前持有，实际所有人是矫向前。该协议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20日。
2017年5月24日，矫向前接受苏州仲裁委调查时也称，上述协议签署的时间为2010年4月20日。可后来，协议的形成时间成为焦点，继而引发侯妍菲一方对协议真实性的质疑。
一纸协议，前后变化的签署时间
去年5月仲裁案第一次开庭，因为“涉及第三人重大利益”，侯妍菲以案外人身份获准参加仲裁。其代理律师雷汉舢当庭指出，作为重要证据的代持股协议有伪造嫌疑，申请对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。
雷汉舢透露，开庭前他到苏州工商部门查阅档案发现，2010年4月20日那天，索菲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，其纸质的会议记录“泛黄很明显”。“按他们的说法，代持股协议也是那一天签的，到现在七八年了。”雷汉舢说，他看到那份代持股协议是“白纸黑字”，“跟新的差不多，一点也没发黄，形成时间应该不超过三个月。”
仲裁庭采纳了雷汉舢的建议，同意对代持股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。
不过，鉴定后来并未如期进行——矫向前撤回了仲裁申请。
2017年8月10日，苏州仲裁委作出决定，准许矫向前撤回仲裁申请。而就在同一天，矫向前再次提交仲裁申请，请求确认公司30%股权是矫秋方代其持有。
矫向前第二次申请仲裁后，2017年9月，此案在苏州仲裁委开庭。但是，上次参与仲裁的侯妍菲此次未接到参与通知。
在这次庭审中，对于“代持股协议”的签署时间，矫向前改口了——第一次申请仲裁时，他明确表示签署时间是2010年，这次他和儿子矫秋方均称，协议中“2010年”的落款时间是“倒签”，实际签署时间为2016年。
“两次不同的签字时间，两种不同的陈述，至少有一次是撒谎。”后来从法院复印了仲裁记录的雷汉舢分析。
对于矫向前父子在协议签署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陈述，开庭笔录显示，仲裁员并没有追问和调查。
参与此案两次仲裁开庭的仲裁员邹杏明是当地一名律师。6月27日，他向澎湃新闻表示，此案代持股协议的签署时间并不重要。“到底是2010年签的还是2016年签的，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，”邹杏明说，“这跟本案的证据关联性不大，跟本案的仲裁结果关联性不大。”
“关键证据的真假直接影响事实的认定，这怎么关联性不大呢?”雷汉舢认为，因为协议签署时间存疑，只有查清这点才能确认协议真假，进而确认代持股这一事实是否存在。
代理律师实名举报
矫向前第二次申请仲裁后，苏州仲裁委作出了裁决。
2017年11月，苏州仲裁委以“(2017)苏仲裁字第473号”裁决书，确认登记在矫秋方名下的索菲公司30%股权，是矫秋方代矫向前持有;矫秋方协助矫向前将代持股权变更至矫向前名下。
仲裁庭认为：矫向前是索菲公司的实际出资人，矫秋方虽然登记为公司总经理，但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，代持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故股权代持关系成立;申请人矫向前要求将代持股份变更至其名下，应予支持。
后来获知上述仲裁结果后，侯妍菲的代理律师雷汉舢质疑称，“关键证据的真实性都没查清楚”。他所说的关键证据，是指矫向前父子的那份“代持股协议”。
雷汉舢还提出，矫向前父子在并无争议的情况下申请仲裁，有“串通”之嫌。比如，被申请人矫秋方就在庭审中表示，“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没有异议”。
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，此案仲裁员邹杏明说：“他们两个人，本来利益就是不冲突的，其实来仲裁，就是两个人一致的意见，需要仲裁机构来确认是真实的。”
雷汉舢并不认同这一说法。“仲裁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，他们根本没有争议，干嘛还要申请仲裁?”他认为这是一起虚假仲裁，其目的就是转移财产。
采访期间，为全面了解情况，澎湃新闻记者联系上该仲裁案的申请人矫向前。当得知记者是了解仲裁一事后，矫向前婉拒了采访。此案被申请人矫秋方也一直未接听记者电话。
6月28日，苏州仲裁委秘书长李勇对澎湃新闻说，“如果他们认为有什么问题，法律上有救济渠道，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。”
曾向苏州仲裁委反映此事的雷汉舢称，他已向苏州市监察委实名举报邹杏明等三名仲裁员，控告他们有枉法仲裁之嫌。
6月29日，矫秋方与侯妍菲离婚一案有了结果。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，准予离婚，并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了分割。判决书显示，鼓楼区法院认为，原告矫秋方名下持有索菲公司360万元的股权，仲裁裁决已确认系矫秋方代其父亲持有，被告要求分割没有法律依据。
7月9日，收到法院判决书的侯妍菲认为，相关仲裁系虚假仲裁，法院不应采信，将提出上诉。
仲裁案外人如何维权?
就上述离婚案出现的对仲裁的质疑，7月6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，在国内多地仲裁委担任仲裁员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连斌表示，由于未了解全部案情，不便判断和评论。不过他指出，在仲裁过程中，对于案件关键证据的核查，有经验的仲裁员都会比较谨慎，“对于特别重要的证据，如果有合理怀疑，即使双方当事人没提出异议，仲裁员也应做相应的询问和调查，否则会冒比较大的风险。”
仲裁是当事双方解决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方式，实行“一裁终局”，即裁决作出后，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，均不予受理。相比法院审判，仲裁处理争议的效率往往更高。不过近年来，多地发生恶意仲裁和虚假仲裁现象，引起最高法重视。
宋连斌教授介绍，当事人申请“确认”仲裁或当事双方并无争议的“手拉手”仲裁，在业界争议非常大。一方面，对于想拿到有执行力仲裁文书的申请人而言，它比较方便快捷，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风险：当事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或公共利益。
“一般从仲裁理论上讲，没有争议就没有仲裁。”宋连斌说，“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话，他们需要这份文书做什么?这种情况仲裁庭应引起注意。”
今年3月1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正式施行。该司法解释针对恶意仲裁、虚假仲裁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，为案外人提供了救济途径。
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、副研究员刘东介绍，根据最高法的上述规定，案外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，还可以以裁决违背公共利益为由，申请法院依职权启动审查程序，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。另外，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27条的规定，案外人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，也可以根据《侵权责任法》的规定，要求仲裁当事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。
不过，由于仲裁对案外人的封闭性，案外人维权面临取证困难和程序时效等问题。“对仲裁案外人的权利救济机制还有待完善。”刘东建议修改《仲裁法》，赋予仲裁案外人向法院申请撤销虚假仲裁裁决的权利。
来源：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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